古今以来，虽然大多数评诗者对诗歌都“评”得入情入理，但是也有评诗者因对诗歌的理解欠佳或所掌握的知识肤浅，而发生“错评”的现象。
欧阳修错评《枫桥夜泊》
“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这是唐代诗人张继写的一首题为《枫桥夜泊》的七绝。到了北宋时，大文学家欧阳修在《六一诗话》中对此诗是这样评论的：“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，亦语病也，如唐人有云‘姑苏台下寒山寺，半夜钟声到客船，说者云：句则佳矣，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。”就是说欧阳修以为“三更半夜不是打钟的时候，故诗句虽佳，却不符合现实”。他的引文，误“城外”为“台下”，“夜半”为“半夜”，可能是记忆之误或是所见者为别的文本。那么，寒山寺“夜半”到底敲不敲钟呢？
南宋词人叶梦得在其《石林诗话》中写道：“’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此唐张继题城西枫桥寺诗了。欧阳文忠公尝病其夜半非打钟时。盖公未尝至吴中，今吴中山寺，实以夜半打钟。”这段话的意思说的是：欧阳修说半夜打钟不对，那是他没有到过吴中，人家吴中的山寺“半夜”确确实实也打钟。
南宋文学评论家胡仔在其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中曾列举了几个诗人的诗，用来证明唐代不少寺里半夜都打钟，甚至到了宋代也有半夜里打钟的寺：“《王直方诗话》云：欧公言唐人有‘姑苏台下寒山寺，半夜钟声到客船之句，说者云：句则佳矣，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。余观于鹄《送宫人入道》诗云：’定知别往宫中伴，遥听缑山半夜钟。而白乐天亦云：‘新秋松影下，半夜钟声后。岂唐人多用此语也？倘非递相沿袭，恐必有说耳。温庭筠诗亦云：’悠然逆旅频回首，无复松窗半夜钟。”
南宋文学家陈岩肖的《庚溪诗话》曰：“然余昔官姑苏，每三鼓尽，四鼓初，即诸寺钟皆鸣、想自唐时已然也，后观于鹄诗云：‘定知别往宫中伴，遥听缑山半夜钟。……则前人言之，不独张继也。宋人孙觌绝句《过枫桥寺》：’白首重来一梦中，青山不改旧时容。乌啼月落桥边寺，倚枕犹闻半夜钟。”此段话说的是唐代和宋代的寺半夜都有打钟的。
欧阳修之所以错评了《枫桥夜泊》，即说寒山寺半夜不敲钟，是因为他不了解具体时代具体地方的真实生活，是仅凭片面的理解，而对其作出了不正确的评论。
沈括错评《大林寺桃花》和《古柏行》
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长恨春归无觅处，不知转入此中来！” 这首题为《大林寺桃花》的诗是大诗人白居易在唐元和十二年（817）春末，与几位朋友结伴游江西庐山时写的。到了北宋时，有一天，科学家、文学家沈括读了白居易的这首诗后，非常惊讶，带着讥讽的口吻评论道：“既然‘四月芳菲尽了，怎么会’桃花始盛开呢？大诗人也写出这样自相矛盾的句子，可谓‘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呀！”说完，他也就把这事给忘掉了。想不到后来有一年的四月，沈括到一座山上考察，当见到“山下众花凋谢，山顶上却是桃花红艳”的景色后，猛然想起了白居易的那首诗，这才感到自己错怪了白居易，同时也从中发现了山的高度对花季的影响，即由于山上气温低，春季的到来要晚于山下。
后来，沈括又找来这首诗细读，发现前面有一篇序，白居易在序中写道：“（大林寺）山高地深，时节绝晚，于时孟夏月，如正二月天，梨桃始华（花），涧草犹短。人物风候，与平地聚落不同。”沈括读后，更感到是自己错评了白居易的《大林寺桃花》诗，一是读书不细，二是经验太少。
唐代诗人杜甫曾写过一首题为《古柏行》的比兴体诗歌，诗中有这样的句子：“孔明庙前有老柏，柯如青铜根如石。霜皮溜雨四十围，黛色参天二千尺。”沈括对这首诗很不以为然，在他的《梦溪笔谈》中，对“霜皮溜雨四十围，黛色参天二千尺”表示疑义，他说：古柏“四十围”是径七尺，而高“二千尺”，岂不是太细了吗 ？他以算术来解诗人的句子，感到不可思议，故对杜诗提出了批评。
其实，这种批评是错误的。因为诗歌既然是一种艺术，往往会运用夸张的手法，说出事实上不会有的事。如李白曾写过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“白发三千丈”的诗句，而现实生活中，雪花再大也不可能有席子那么大，头发再长也不可能有三千丈。杜甫在诗中这样写，只不过是一种艺术夸张而已。南宋的文学评论家胡仔在《苕溪渔隐丛话》中指出：“余游武侯祠，然后知古柏诗所谓’柯如青铜根如石，信然！决不可改，此乃形似之语。‘霜皮溜雨四十围，黛色参天二千尺，此激昂之语。不如此，不见柏之大也。文章故多端，警策往往在此两体耳。”
由此可见，沈括的评诗未免迂腐偏执，他擅长研究自然界的科学现象，但对文艺作品却有点像门外汉。
杨慎错评《江南春》
“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。 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这是唐代诗人杜牧写的一首题为《江南春》的七绝。到了明代，文学家杨慎在其《升庵诗话》中对《江南春》是这样评论的：“千里莺啼，谁人听得？千里绿映红，谁人见得？若作十里，莺啼绿红之景，村郭、楼台、僧寺、酒旗，皆在其中矣。”这就是说，杨慎是主张将“千里”改为“十里”的。那么，要不要将“千里”改为“十里”呢？
明代胡震亨所编《唐音戊签》在针对杨慎的上述评论说：“杨用修欲改’千里为‘十里。诗在意象耳，’千里毕竟胜‘十里也。”
清代文学家何文焕在《历代诗话考索》中也曾驳斥了杨慎的上述评论：“即作十里，亦未必尽听得着，看得见。题云《江南春》，江南方广千里，千里之中，莺啼而绿映焉，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，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。此诗之意既广，不得专指一处，故总而命曰《江南春》……”
《唐人绝句精华》曾指出：“按杨慎之说，拘泥可笑，何文焕驳之楚也。”这就是说，何文焕的说法是对的。
之所以说杨慎错评了《江南春》，是因为既然诗题为《江南春》，那么用“千里”二字切合题意，且照应题中的“江南”二字。全诗泛写江南春色，所写之景并不限于一处，诗中所写的景象更加开阔，全诗诗味也更加浓郁。而杨慎只从具体数字上抠，错误地认为“千里”之遥，既看不见，又听不到，不如改为“十里”贴切。他不晓得诗人是在写诗，诗人的思维不是站在某一处看到的景象，而是就整个江南春色而言。读来令人遐思无限，美不胜收，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和传诵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