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，李家沟大队进驻了工作组，组长是公社的武装部部长，姓韩。
韩部长部队出身，家在平原，没见过山。他一见山就兴奋得大叫：“嘿，真他妈棒哎！”他舌头硬，方言口音重，社员们都叫他侉部长。
工作组就俩人，一人家在附近，请了病假，就老韩一人吃住在大队。
老韩是来帮大队搞春播生产的。当时粮食紧张，为解决社员吃粮问题，山西的一位农业专家培育出了一种稳产高产的高粱新品种“晋杂五号”。
这高粱真增产，好歹一种，一亩地就打七八百斤。可它不好吃。煮熟的粥像猪血一样，苦涩咽不下去。蒸出的干粮通红，猪肝色，梆硬梆硬的，咬一口，只在舌头上打滚。更难受的是吃它屙不出屎来。牲口都不爱吃。
大队支书侯湛江的父亲有一个姓赵的朋友，在省革命委员会工作。仗着自己省里有人，老侯经常和公社耍点小聪明，有时还占点小便宜。
其实，老侯父亲跟省里那位姓赵的朋友交情不是很深。打土匪时，那人曾在侯家养伤，走后就没断过联系，经常有信来往，那信封上印着“省革命委员会”的大红字。
老侯有时就拿着大信封在老韩面前显摆说：“啥时你去省里，带上我，我领你去见我赵叔去，回来准能提拔。”
老韩摇头说：“去了也白搭，那大院谁也进不去，连人家毛你都看不着。”
说话间就春播了。
老侯趁老韩回公社，专门到各队长家布置种“晋杂五号”高粱的事。
检查播种“晋杂五号”高粱的情况时，老韩跟在老侯屁股后面，东跑一头西跑一头，到哪个小队，看社员手里拿的种子是“晋杂五号”，看他们往地里种的也是“晋杂五号”。
老韩放下心来，夸老侯：“好，侯支书果然厉害，一点劲不费，就完成了任务，明年，我还上你这儿来。”
老侯说：“恐怕明年你是来不了啦。”
老韩问：“为啥？”
老侯说：“你明年还不得当更大的官呀？”
老韩叹口气：“这地方真够呛，四边都是山，憋得慌。”
老韩挺细心。趁个大早，没用老侯领，自己跑到地里，用手扒开土，仔细找种子。扒一块，种的是“晋杂五号”，再扒一块，还是“晋杂五号”。他笑了，是那种很舒心的笑。
春播结束，临回公社那天，老侯把老韩请到家里。
老韩说：“行啦，我的任务完成了。可惜，没能帮大队干点什么。”
老侯说：“今儿咱不谈工作，咱喝酒，喝酒。”
老韩的脸有些发红：“哎，说实话，那高粱不好吃，我一进村，就肚子难受哇。”
老侯赶紧说：“咱喝酒，喝酒，不说那事。”
老韩却偏要说：“侯支书，我……我心里明白，你也不愿种啊。咱俩好歹是个头儿，没办法，听上边的，不犯错误。”
老侯端起一盅酒：“来，哥儿俩干一个！”
结果，老韩喝得多了一点点，老侯让一队队长套上大马车，连夜把老韩送回了公社。
这年秋天，是一个金灿灿的秋天。社员高兴，大队高兴，公社里更高兴。
因为，社员有吃的，大队有功可报，公社书记又有往上邀功汇报的数字啦。
公社书记亲率粮食产量评估小组到各队评估。
工作组特别细致，一块地一块地地计算、估量，而且尽量往高估。
产量越高，成绩越大，公社书记的脸上越有光。
老韩也是评估小组的成员，每到一个队，他都在心里与李家沟大队做比较。公社八个大队，目前已通过六个，哪个也不如李家沟好。最起码的，他们种的“晋杂五号”高粱的产量都不如李家沟的高。
李家沟大队是最后一个接受评估的。
那天，秋阳很灿烂地照耀着李家沟的一草一木，秋风很有力地吹荡着李家沟的金色田野。大家兴致勃勃地来到李家沟大队。因为按不成文的规矩，最后一个大队评估完后，该大队要留全体人员吃饭，惯例是大米干饭、粉条炖猪肉，外加一块大豆腐。所以大家都很高兴，一路上说说笑笑。
可一进地里，大家都傻了眼啦。
公社书记铁青着脸，指着眼前的庄稼问老韩：“咋回事？”
老韩呆了，问老侯：“咋回事？”
老侯笑了笑：“这是我的发明创造，高粱和玉米套种，多打粮的。”
原来，李家沟大队的每块地里，两头种的都是“晋杂五号”，而地中间种的都是玉米。高粱染红了穗，玉米白了皮。
公社书记狠狠瞪了老韩一眼：“回去咱再算账！”
中午吃饭时，大家都闷头拿大米饭、粉条炖肉出气，不一会儿就造光了。弄得李家沟大队的干部连饭都没吃上。
老韩眼瞅着别人吃，连筷子都没动。
老侯也一口没吃，他就瞅着老韩出神，心里挺过意不去的，可又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
没几天，公社让老侯去开会。会上，传达了县委组织部的文件，免去了老韩的职务。公社书记宣布了对老侯的处分：写出深刻检查，在公社参加学习班半个月。
那天晚上，老韩在办公室弄了俩罐头，又在伙房炒了俩菜，把老侯找来，两人你一盅我一盅，又说又喝。
老侯比老韩喝得多，话也多：“对不起啦，连累你把官也丢了。”
老韩说：“咱不说这个，喝酒，喝酒。”
老韩还说：“不当官，也不操心，无所谓。”
老侯说：“你是好人，跟老百姓一个心眼。”
老侯还说：“等哪天，咱俩去省城，把那官再要回来。”
老韩笑了：“要啥？不要啦！来，喝酒。”
这回老侯真喝多了，和老韩睡在一张床上。
又过半年，老韩就调回了平原老家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