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条大运河，养活了多少人。刘爷就依傍着运河生活，在运河上摆渡，是他爷爷的爷爷就开始经营的营生。
刘爷十三岁就开始跟着父亲摆渡。一条铁丝横跨河的东西两岸，一条木船载着行人。父亲在船艄撑篙，他则站在船头，用稚嫩的双手抓着铁丝拉呀拉，船就从东岸驶到西岸，那些要去沧州城办事的乡亲就可以进城了。他又抓着铁丝拉呀拉，船就从西岸驶到东岸，那些从沧州城出来的乡亲就可以回家了。
他稚嫩的双手渐渐磨出了厚厚的茧，下巴钻出了浓黑的胡子。父亲去世了，他就一个人摆这只渡船。后来，儿子出生了，长大了，就上了船帮衬他。再后来，儿子被日军的炮弹炸死了，孙子就上了船。
刘爷摆渡，从来不主动向乘船人收钱。这是祖辈定下的规矩。那些经常乘船的人，大多是运河两岸的乡亲。到了腊月底，趁着不用摆渡的夜晚，刘爷推一辆独轮车，在运河两岸穿村过巷，那些经常乘船的人家，便迎出来，主动拿出几升米、几块猪肉、一瓢花生、一篮萝卜……丰寡由人，人心为秤，算是将一年的乘船钱给交了。那些不经常乘船的人呢，大多在下船的时候，主动给他几个子儿，多少随意，他不谈价钱，也不主动朝人要。就是人家一分钱不给，扬长而去，他也不说什么。
他本来就是话不多的人。儿子死后，他的话更少了，黑着脸，眼里像是藏了火星子。
刘爷这一年五十五岁，腰弓了，背驼了，胡须花白了。他一辈子恪守祖上定下的不主动向乘船人要钱的规矩，然而这一天，他将这条规矩给破了。
船拢西岸，一个伙计担着一挑子瓷器，正要下船。刘爷突然伸过船篙，拦住了他，翁声翁气地说：“你还没给船钱。”
乘船的乡亲都很惊讶，诧异地看着刘爷：这还是以前的那个刘爷吗？伙计更是怔住，吭哧了半天，问：“你不认识我？我是运兴斋的。”
刘爷点头。
“知道还找我要钱？你知道我的少东家是谁不？”
刘爷不说话，花白的胡子在风中飘动。有乡亲悄悄拽了拽刘爷的袖子，附耳说：“运兴斋李老板的儿子现在在给日本人做事，是什么税站的副站长，莫得罪。”
刘爷黑着脸：“那也得给船钱。”
伙计也冷下脸来，说：“我身上没钱。你要船钱，找我的东家，或者找我的少东家去。”
“行。”刘爷将手里的船篙给了孙子，随伙计下了船。
他孙子十三岁，正是他当年上渡船的年纪。孩子年龄不大，但摆渡已然娴熟，只是力气小些，如果过河的人不多，一个人足以应付。
伙计挑着一挑子瓷器在前面走，刘爷弯腰弓背，笼着袖子，在后面跟着，远远地就望见城墙上挂着的那具尸身。那是老杨，明面的身份是城里一家篾货店的老板，暗地里，其实是游击队安插在城里的情报员，专门搜集日军的动向。城墙上贴着的告示写得清楚明白：“凡通共匪者，以此人为鉴，必杀之。”
老杨被杀已经多日，尸体挂在城墙三日三夜。沧州城的城里城外都传遍了，不仅老杨被日本人杀了，随后，游击队的另一个情报员也被抓了。还有青年救国会办抗日报纸的一名学生，据说在进城买印报纸的油墨时被认出来，被鬼子追了两条街，最终中弹牺牲了。
守城门的日军和伪军比平时多，对来往的行人盘查很严。刘爷跟在伙计身后，才走近城门，就被其中一个伪军认出来：“这不是摆渡的刘老头吗？大白天的不摆渡，有工夫进城了？”一边说，一边狐疑地打量他。
刘爷低眉落眼，指一指前面的伙计，说：“这你得问他。”
伙计冷笑：“他要去找我们东家要船钱。您说，是不是一个铜板儿就能迷住心窍？”
“哟，可以呀，敢找运兴斋要船钱？”伪军笑起来，“你知道运兴斋的少东家是干什么的吗？不说今天你要不要得来船钱，我敢保证，明天，税站的人就要上你的渡船收税去。你信不信？”
刘爷有些惊着了，站下，挠着稀疏的头发，迟疑起来。
伙计扭回头，挑衅地望着他：“还去吗？”
刘爷捋着胡子想了想，一咬牙：“去！乘船交钱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嘛。”他还是迈步进了城门。
运兴斋在沧州城的城西，是个老字号，一直经营陶瓷器皿。运兴斋的陶瓷器皿大多从山东博山运来，要进沧州城，就得摆渡过运河。刘爷每年不知要帮运兴斋渡多少趟货，但运兴斋的李老板是出了名的抠门，从来不给船钱。有一年年关将近，刘爷寻思着该去讨要讨要，他便背了搭裢进城，一则备年货，二则将经常让他渡货的几家店铺的船钱收一收。像张记布庄、杏林药行这些店铺的老板，都很主动，一见刘爷，就客气地请进店去，拿出钱来给刘爷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