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12月20日，《译报》出版第十二期，公开揭露日军的南京大屠杀。那灭绝人性的暴行，顿时激起了市民们的极度震惊和无比愤慨。
当日中午，畑俊六在司令部踱来踱去，向负责新闻检查处的军官发火：“大日本帝国华中方面军在南京的行动，我早就严令上海所有报刊不准报道。新闻检查处没有做好管控，以致对皇军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！”
那军官说：“报告司令官阁下，军方虽规定上海两个租界内华人办的报刊也必须接受严格审查，但租界方面没有完全配合，本处又无法公开进入租界履职，这就让逃避检查的《译报》钻了空子。”
“你火速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新闻处交涉，勒令他们在今天就查禁《译报》。”
“哈意！”
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新闻处，副处长汤姆森对摩利斯说：“刚才，那日本军官太嚣张。租界不归日本人管辖，日军新闻检查处没有资格指手画脚。不要理睬他！”
“别意气用事嘛。日军势力很大，犯不着为了一份中国人办的小报而得罪他们。”摩利斯眨了眨眼睛，“现在，就会同巡捕房赶快查禁《译报》吧。”
四、
在此情况下，梅益经请示党组织，考虑将《译报》更名《每日译报》，利用外文报刊在租界的合法地位，借英商大学图书公司名义重新注册，继续在申城印行。
外滩附近的沙利文咖啡馆，奏着轻音乐。在靠窗的座位上，孙特司·裴士和拿门·鲍纳悠然地品着咖啡，梅益对他们说：“两位先生都是新闻出版圈资深人士，今天幸会！我和朋友要办一份翻译文摘类报纸，拟聘请你们担任发行人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
“喔，办这种报纸倒是比较省钱省力的。”孙特司·裴士问，“据说日军也关注租界内的媒体，《每日译报》的内容不会惹出麻烦吧？”
梅益回答：“《每日译报》的内容主要译自外文报刊，如俄文《消息报》、英文《字林西报》、法文《上海日报》、德文《远东新闻报》等，以及多种外文刊物，它们都在租界具有合法地位。”
拿门·鲍纳问：“我一直挺忙。倘若担任贵报发行人，就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吧？”
梅益笑道：“敝报只是想仰仗两位先生在新闻出版圈的声望，你们不用承担实质性工作，仅需在必要时协助报社与租界方面打交道即可。”
孙特司·裴士说：“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新闻处副处长汤姆森的两位亲友被德军杀害，心里痛恨法西斯。最近，汤姆森听到处长摩利斯给人打电话敲竹杠，说赤色报纸已铲除，只要肯再出两根金条，他就能帮着斩草除根，设法协调把它在法租界的印刷所也封闭。汤姆森很气愤，就把所抢拍的摩利斯受贿现场照片交给工部局；总董立即下令，将那贪婪的家伙撤职，由汤姆森代理处长。我跟他关系很好，容易沟通。”
拿门·鲍纳说：“我与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探长熟悉，常在一起喝咖啡。”
由于既可坐享优厚薪酬，又不用承担风险，孙特司·裴士和拿门·鲍纳都欣然接受了聘请。
1938年1月21日，《每日译报》在沪印行，成为租界内以宣传抗日为宗旨的第一家“洋旗报”。日军虽蛮横，但对挂上洋商招牌的《每日译报》一时无法钳制。
根据团结抗战的需要，《每日译报》以统一战线面貌出现，它实际为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，编辑部相继设于爱多亚路（今延安东路）170号、160号。该报聘请原《申报》编辑钱纳水为主笔，又聘请王纪华为经理，由张宗麟担任董事长；编辑部由梅益、王任叔、韦悫等负责，钱杏邨、于伶、钟望阳、陈望道等主持副刊或专刊，姜椿芳、林淡秋、胡仲持等参加译稿。
不久，日军大本营迫于海内外强烈谴责南京大屠杀的舆论压力，撤销日本华中方面军、上海派遣军等，组建日本华中派遣军。伪上海大道市政府则改为市政督办公署，苏锡文变成伪市政督办；过了半年多，伪市政督办公署又解散，建立伪上海特别市政府，并迁入江湾原上海特别市政府大厦，由汉奸傅筱庵出任伪市长，苏锡文只能做伪市政府秘书长，贾成降为他的副手。
想到傅筱庵待在宽敞豪华的办公室，自己却落脚于楼梯旁的简陋小间，苏锡文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不是滋味：哼，傅老头是个商人，只不过曾在北洋政府挂名顾问，就轻而易举取代我。他转而一想，自己已断定《每日译报》就是原《译报》，乐得将这个难题推给傅老头；更何况，“西村班”如狼似虎，让傅老头尝尝个中滋味也好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