爱国侨领、世界万金油大王、报业巨子、慈善家胡文虎（1882—1954）一生尊重知识、敬重文人，留下了许多文坛佳话。
1936年2月，着名作家、创造社发起人郁达夫来到福建，被任命为省政府参政。1938年春，郁达夫又到武汉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职。同年秋，日军进逼武汉，郁达夫奉福建省主席陈仪之命回闽。不久，经国民政府中央参政员胡兆祥推荐，胡文虎聘请郁达夫担任新加坡《星洲日报》文艺副刊编辑。1939年初，《星槟日报》创刊，胡文虎邀请郁达夫一同前往槟榔屿参加庆典，并在春波别墅为郁达夫接风洗尘。第二天，胡文虎邀请郁达夫登上风景名胜区升旗山赏玩。升旗山重峦叠嶂，云雾缥缈，胡文虎望山而叹道：“升旗山很像祖国的庐山，只是此山非彼山啊。日寇猖狂，百姓蒙难，不知祖国的河山，何时才能收复！”郁达夫听了，也思绪万千，随口吟诗二首。
这次槟榔屿之行，郁达夫将它写成游记《槟城三宿记》，发表于《星槟日报》。文章将槟榔屿的优美景致描绘得生动传神，并称它为“槟城”，从此这个称呼不胫而走，成为槟榔屿的代称。
然而就在这时，郁达夫王映霞夫妇突然发生婚变。郁达夫背着王映霞在香港《大风》旬刊发表《毁家诗纪》20首，在诗注中“自曝家丑”，责怨王映霞是毁家的罪人。王映霞在家中看到《大风》样刊后，立即写了《请看事实》和《一封长信的开始》两篇答辩文章给《大风》刊登，揭露郁达夫的“风流韵事”并为自己辩解。一时风雨满城，舆论大哗。
原来，郁达夫夫妇来新加坡前，就在武汉大闹过一场：郁达夫发现浙江教育厅长许绍棣写给“杭州四大美女之首”王映霞的三封情书，证实了两年前许绍棣趁郁王不和、郁达夫出走之机，勾引王映霞的“热恋情事”。后来在中间人的调解下，两人都写了保证书，不提旧事。然而，到了新加坡，郁达夫仍觉“奇羞难洗，欲返江东无面目”，想给许绍棣一剑，却让王映霞伤心绝望了。
胡文虎了解到这些情况，马上叫《星洲日报》主笔关楚璞从中调解，希望他们能够破镜重圆。郁达夫虽想挽留王映霞，但伤透心的王映霞坚持离婚。眼见和合无望，胡文虎又嘱咐说：“既然他俩坚持要离婚，就让他俩公开登报宣布协议离婚吧。请转告郁先生、王女士，念‘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在协议离婚时，秉着好合好散的精神，凡事不要太过，做到善始善终吧！”
1943年3月，郁达夫与王映霞正式协议离婚，儿子郁飞由郁达夫抚养。王映霞孤身回国时，郁达夫送了200元给王映霞做路费。郁达夫还写了《南天酒楼饯别映霞两首》诗以抒心志。郁达夫与王映霞按胡文虎的叮嘱做到了好合好散。1983年7月14日，王映霞写了《阔别星洲四十年》一文，对新加坡的生活做了深情的回顾：“人生的恩恩怨怨变成为深深的怀念……”
